范长江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，他创造了新闻史上的三个第一：第一个公开报道红军长征的记者、第一个进入红色政权中心延安采访的记者、第一个真实披露西安事变真相的记者。1991年，经中宣部批准以他名字命名的“范长江新闻奖”是我国新闻工作者的最高荣誉奖。

为了更好地挖掘长江事迹、丰富长江思想内涵，弘扬长江精神，东兴区政协多次组织相关人员，先后前往甘肃、内蒙古、广西等地，沿着范长江的足迹进行资料收集，取得不少珍贵资料，并分别结集出版了《记者丰碑范长江》文史资料二期，为传承红色基因、弘扬长江精神发挥了文史资料的作用。

2020年10月11日，范长江文史资料收集组再次出发，分别前往新都、江油、西安、延安、确山进行资料收集。这几个地方也是范长江人生经历的重要节点：新都是范长江西北之行的起点，江油是他西北行线路中的重要一站，西安是他报道西安事变真相的现场，延安是他进入红色政权中心采访和转战陕北时期的重要历程，确山是他罹难之地。范长江文史收集组一行沿着这个路线，历时10天，行程4000多公里，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，为探寻范长江不平凡的一生提供了丰富的史料。

范长江的西北之行所发出通讯报道吸引了全国人民的目光，他西北之行所采写的新闻通讯报道整理汇编成的《中国的西北角》在当时引起巨大的轰动，在一年时间再版九次，可以说是创造了当时出版界的一个奇迹。

范长江的西北之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呢？难道他是第一个报道西北的记者么？当然不是，在他之前，很多文人、学者、记者都到过西北，也写了不少关于西北方面的报道。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渭南学者刘文海于1928年11月至1930年1月前往甘肃、陕西、内蒙八省等写下的《西北见闻记》，还有吴震华于1934年10月至1935年8月徒步经青海、甘肃、宁夏、陕西、绥远五省后完成的《西北徒步之一瞥》，以及申报记者陈庚雅从1934年3月至1935年3月途经内蒙古、察哈尔（后并入内蒙古）、宁夏、甘肃、青海等九省，行程万余里，写下的旅行通讯集《西北视察记》等。

这些人都纷纷前往西北进行考察，并有不少成果，说明大家早已对西北十分关注了。但这些为什么都没能像范长江的西北行那样引起高度关注呢？我想主要是范长江西北之行更为深入，报道的形式更为生动，内容不仅报道了当时的西北现状、民族关系等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追踪报道了长征途中的红军，这是其他人在西北考察时没有的内容。《中国的西北角》是范长江的成名之作，也是范长江的经典之作。

1935年6月，范长江从成都出发，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。新都在成都近郊，范长江西北之行的第一站就是新都。他在《中国的西北角》的《成兰纪行》中写道：“记者一个人带着非常简单的行李，出了（成都）北门，向新都出发” 。

当时，新都是成都的一个重镇，非常有名，范长江说：“成都中上层人士，没有不知道新都的，因为新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‘桂湖’。”桂湖为什么出名呢？原来，桂湖始建于唐初年间，原名“南亭”，到明代后，这里成了杨慎（升庵）的故宅。杨慎，字升庵，生于明孝宗弘治元年，其父亲杨廷和是吏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，杨慎生于书香门第，加之自己聪颖好学，24岁时即考中状元，授于翰林修撰。杨升庵在此居住时，大种桂树，每到中秋节前后，这里桂花簇聚盛开，馨香浓郁，溢远传芳，使得新都人纷纷效仿，种植桂花树蔚然成风，杨升庵亦将此处命名为“桂湖”，新都“桂湖”因而得名。

桂湖亭台楼阁，曲径回环，范长江写道：“湖大虽不及瘦西湖之一半，却浓荫蓋道，曲港含情，小桥桂径，画榭波栏。游人如初游其地，顿觉进入清幽境界”。这里有深厚的人文气息和优美的景致，成为当时成都中上层人士的乐地。范长江这样记述：“至于上层社会的人物，特别是军人，他们是干脆带上姨太太，在自己建造的别墅，或占据一定的公共场所，大‘消’其‘夏’。月明之夜，他们是‘开琼筵以坐花，飞羽觞而醉月’。女人的嬉笑声，老爷的哈叱声，与夫役们的急步声相应和。”

范长江在新都时，即感受到当时达官贵人的安逸享乐生活，也看到了另外一些情况，“新都城里，此时驻了一团新由江油败退下来的四川军队，因为好久没发军饷，士兵不服管束，相继逃亡，后始以“不下操”和“自由出入”为条件，暂维残局。”这段文字隐隐表露前方“剿匪”战事情况，同时也反映了国民党军队的军纪状况。

范长江第一次描写国民党军队时就用了“败退”一词，体现了范长江对国民党军队明显的个人情绪和态度。这些现象，激起了范长江更迫切想去前方探究红军动向的心情。

出了新都，范长江看到这里农田肥沃，土地里的庄稼长势良好，看样子肯定是要大丰收的，当地人应该生活富足，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展现在他眼前的是“城根附近和大道两旁，却有许多被饿得半死的农民。看他们的皮肤颜色，他们确实是非常健康的劳动者。以肥沃的土地、丰收和年成、勤劳的农夫，而终不免成为道旁之饿殍，实令人大惑不解。”而后在前往新繁的途中，范长江看到沿途房屋破败不堪，而嗜鸦片者比比皆是，不仅让范长江发出“谁实为之，孰令致之”的责问。

从新都刚出发，范长江脑海里就出现了很多让他想解开的谜团和想得到的答案。这也是范长江在西北之行中，即使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难和危险也一往无前的动力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范长江西北之行发出的通讯报道才引起世人的关注，从而成就了范长江《中国的西北角》的诞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