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世纪60年代初，我走出校门，步入云南滇西军营，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。

那时，部队提倡讲革命故事，我所在的部队领导便安排我这个“秀才兵”写一个故事。我绞尽脑汁，凑合了一个《父子比武》的稿子上交到了团里，算是完成了任务。到了晚上，我接到了团政治部的电话，要我第二天中午赶到团部报到。第二天清早，我怀着忐忑的心情，坐了二十多公里的马车到了团里，见到了团里当时负责革命故事创作的李钧龙干事（后来成长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云南作家协会副主席）。

李钧龙老师针对我的稿子，和我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畅谈，他的创作理论使我茅塞顿开，让我知道了文学写作的一些基本知识和技巧。他谈了对《父子比武》故事的修改意见，反复给我强调“生活是创作的源泉”，鼓励我在连队认真深入生活，勤观察、多思考，练好基本功，逐步提高写作水平，这样才能写出过硬的军营文学作品。

临别时，他还送了我一本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单行本。从此，我和李钧龙老师结下了深厚的缘分。我不断参加师、团组织的写作讲习班和集体创作活动，结交了更多的文友，并不断得到李钧龙老师的帮助和指导，登上报刊的稿件也越来越多。

李钧龙老师对人耿直、热情开朗、平易近人。当时他在军营比较有名气，但与我们相处非常亲切，从无一点“作家”的架子，他的人格魅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其实，我和李钧龙老师相处的时间断断续续加起来最多不过两三个月。1966年5月，我便离开了云南的军营，调入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。从此惜别了我的恩师，这一别就是四十余载。

我们分别后，联系没有断。时隔43年后，我在春城再次见到他时，我们都成老年人了。当时年近八旬的李钧龙老师仍笔耕不辍，又出版了几个长篇和中篇小说集。此次相见，相聚盛欢。匆匆话别之后，仅四年时间，我崇敬的恩师——李钧龙以83岁高龄离开了人世。得知他辞世的消息后，我含泪成诗一首凭吊：“惊闻噩耗裂肝肠，恩师驾鹤归仙乡；慈容犹在眼前亮，谆谆教导响耳旁；滇西从戎习文笔，深情厚谊永不忘；愿君走好西天路，笑望儿孙创辉煌。”